武强年画因产于河北武强县而得名。其产生年代可上溯到宋元时期,明初已具规模,清康熙、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直到清末民国初年,在武强南关开业有字号可考的画店还有144家,县城附近有68个村庄,上千户作坊从事年画的生产与销售,在外地开设批发庄点180多处。武强可以说是村村点染,户户丹青的年画之县,最高年产量达一亿对开印张,行销大半个中国。

    武强年画不同于其他年画的显著特点就是题材内容广泛,艺术形式丰富多彩。题材有:民间习俗、农事耕作、天文地理、戏文传说、经史典故、新闻时事、社会变革、儒释道及民间诸神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被称为过去贴在墙上的“电视”,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民俗世界的大观园,中国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历代艺人还根据不同地域的房屋特点及爱好习俗创作了门神、斗方、灯画、窗画、炕围画、中堂、条屏、桌围、窗旁、月光、扇面、春宫画、博弈纸牌、绣花底样、张搭等多种体裁形式,新春佳节张贴于乡村农舍的各个角落。像报春的鲜花开放在千家万户,使广大乡村呈现出一派沸腾喜庆的节日景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限欢乐和幸福,让人们怀着非常舒畅的心情步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起点。千百年来,年画为农耕社会的节日生活增光添彩。所以年画在过去人们的生活中意义重大。

    一、人文价值:在我国灿若繁星的民间艺术中,年画是最光彩夺目的。“不仅题材广博,形式多样,地域风格千姿百态,其他任何民间艺术都无法与之攀比;若论人文蕴含之深厚,信息承载之密集,民族心理表现之鲜明与深切,更是其他民间艺术所难以企及的”(冯骥才语)。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史就是农耕文化史。在过去科学技术不昌明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对大自然缺乏深刻认识,人们的生活节律,无奈只得与大自然的四季同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年节是一年的终结和新的一年的开始。年文化在岁月的转换在古人的生命中极为关注,所以每逢春节来临,人们对来年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对灾难。困苦日子的回避情绪形成了避邪与祈福的基本的心理。民间年节时普遍张贴“门神”、“钟馗”、“张仙”等就是将灾难和鬼魅御之门外最好体现。民谣曰:"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还有人们每逢春节必须更换“灶王爷”“财神”一样,都企盼神灵“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新婚洞房屋内张贴“麒麟送子”,娃娃画“百童闹春”、“五子夺魁”等企盼子孙延绵、均成大器。堂屋挂上“花开富贵”的大花瓶年画以示平安富贵。老人住的房子侧挂“群仙祝寿”、“松鹤延年”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年画。在同一画面中,上画观世音菩萨,下画关公,表示人要存“佛心、菩萨心”和“信、义”之心,又喻世代为“官”。如上画观世音菩萨,下画财神,表示有菩萨心的人才会发财,先失后得,又喻前辈为官,后世发财,世代祥瑞。在儿童住室内壁则贴上“张仙射犬”的年画希望孩子平平安安健康成长。牛棚马厩之门上则贴绘有“弼马瘟”形象的“封侯(猴)挂印”,希望牛肥马壮如此等等。人们把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注入其间。将岁时营造成一个极期特殊,美好、虚拟却又可以看的见摸的着的时间与空间,这是人们用理想创造出来的缤纷欢乐的生活,这就是农耕时代中华民族的年文化,而年画则是这种文化的主角,也是中国民间年文化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教育功能

    在过去教育不到位的农村,看年画、听戏文,是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民间的道德伦理范规,民风民俗的流行,社会知识的教育,文化艺术的传播,年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历史知识、伦理规范、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农事耕作,时事新闻,自然风光,民间游艺,民间习尚,生活常识等可以说无所不包。因为年画的作者和销售对象都是农民,画面都是以农民、农村的独特视角和理念来创作。作者用他们自己手中的画笔和刻刀直接反映自己爱增好恶,趣味态度,心理和价值取向。所以在农村有着广泛的销售市场。同时将“正与邪”;“好与坏”“美与丑”,“忠与奸”的朴素认识隐喻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年画之中,起到“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发挥了传统年画“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功能,引导人们人心向善、向上、向美。如《孟母之迁》成就了一代“亚圣”;《岳母刺字》助岳飞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铡美案》让世代人们知道包拯的为官之德,拥权之责;《二十四孝》宏扬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十不足》、《尖头告状》等年画,嬉笑怒骂中令人警醒,教育人知耻,知止,自律、自重、不为不良世风所诱惑而失节。年画《农家勤忙》、《纺织图》、《男十忙》《女十忙》等反映田园生活的风情画。则提倡勤劳致富、勤俭持家传统美德的弘扬,鄙视不劳而获。《赵州石桥》、《中国古代八大名医》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古代科技人员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创造人间奇迹的赞美。《将相和》颂扬了以国事为重,宽宏大度的蔺相如与知错必改,不耻于负荆请罪的老将廉颇,合演的千古名剧,从大局出发,摒弃前嫌重归于好,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和为贵”的先例。《父子协力山成玉,兄弟同心土变金》的明代对联,和《打金枝》窗画宣传了“家和万事兴”优良家风。武强年画从个人到家庭及至社会的和谐的画面,从平民百姓到帝王将相,一应俱全。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科研价值

    武强年画主要以木板水色套印为主。历史上经历“生笔画”(手绘);“过稿活”(照样复制);“半印半画”(木板印线.人工上色);全部水色木板套印的发展过程。木板印刷技术的产生是木版年画形成的一个主要条件。中国的木刻雕板印刷早在唐代已经流行,首先是在佛教盛行的影响下,为了传播佛教经卷,信奉佛教的人巧用雕板的方法把佛经刻在木板上通过刷印技术代替了手抄的繁琐劳动,逐渐流行开来。其代表作是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佛说法图》(“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页)。这是已知最早的中国版画。其刻工精湛.线条流畅自然,可见当时的木刻水印技术已有相当水平。但木板年画的出现应是宋代。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以主顾”。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载有“迎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形帖子”和“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这是印、卖年画最早的文字记录,也是见之最早的雕版印刷记载。

    武强木版年画的产生与武强独特的地理条件不无关系。历史上漳河,滏阳河流经武强,横贯南北的大运河,在武强以东不到20公里。因此,经专家考证,认为武强年画的产生、发展与历史上这三河文化有关。直接受河南开封年画的影响,原东京汴梁(开封)年画向北传入汤阴、滑县后,经邯郸磁县,邢台内邱,再到衡水武强至天津杨柳青等地。同时武强是历史上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宋时文天祥被俘北上曾于武强留诗《登武遂城》、(古时称武遂)。建国之初在武强旧城村还设有旅馆、饭店,为景德镇瓷器,南方的茶叶、南桔、香蕉北运提供方便。《深州风土记》,对武强年画的运销有:“小范(现在县城)濒滏水,北贾天津,南达邢磁洺,毂绾津要”的记载。看来舟楫之便是开封年画传入武强的重要条件。另一说法是明代永乐年间,山西移民迁入武强定居,带来了雕版印刷技艺,促进了本地原有画店的发展。据武强范氏族谱记载,其始祖范应龙“经画务”在旧县城(今街关镇)南关建有“东大兴老店”。

    武强年画历史上绝大部分是属于木版水色套印,从技艺手法上同河南朱仙镇年画,山西临汾年画(平阳)基本大同小异,很少手绘与半印半画。雕版印刷肇始唐代,宋时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被誉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武强年画的一项重要历史贡献就是传承了这一古代雕版印刷的技艺成果,现今还在继续发扬光大,所以,武强木版年画被誉为“四大发明”的“活化石”当之无愧。大家冯骥才说“木版年画对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江山” (相对古籍雕版而言) 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2010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北京“中国科技馆”的“古代科技之光展馆”参观并和儿童一起操作,用武强年画雕版印制了传统武强年画《六子争头》精美年画。表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对古代科技和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

    四、艺术价值

    武强年画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年画是应年俗的需要而产生一种文化现象,表现的又是农村农民新需要的心理愿望,因此武强年画在设计构图上就追求圆满充实,满满当当,到边到沿,不留空隙,很少留白。这也是适应木版水印工艺的特殊需要,不易弄脏画面,便于操作的需要。因为年画是来自年俗的特定要求,画面人物多为笑脸示人,儿童健硕丰腴,喜气逗人,物景都对称成双,看了让人舒服,悦目。为满足人们驱邪纳福,追求富足美满的欲望,画面会采用大量的吉祥喜庆的图案加以点缀。如:蝙蝠、蝴蝶、各种花卉、蔬果、祥云、暗八仙等。所以欢乐,祥瑞、红火、圆满及装饰性成了年画的主要特征,也是年画之美的展现。同时,我们智慧的农民艺术家,采取谐音谐意等简单的表现手法,赋予年画丰富,舒心的美好含意,而让人喜爱。如“福”字,多用牡丹、蝙蝠来表现;“吉”则用“鸡”或“菊”来形容;“多子”用石榴比喻。以佛手、桃子和石榴组成一个画面,叫《福寿三多》;一匹马、一只蜜蜂和猴子组成的画面叫“马上封侯”;喜鹊与梅花组成的画面叫“喜上眉梢”;祥云和蝙蝠组成的画面叫“鸿福齐天”或“万福流云”;“鸳鸯卧莲”比喻爱情忠贞;用莲花和鱼表示“连年有余”;将梅、兰、竹、菊、寓喻人际交往的“四君子”。如此等等,武强年画中的《三鱼争目》象征三个鲤鱼在一起争相跳跃,跃过龙门,实现鱼龙变化的理想。《六子争头》构图巧妙奇绝,是武强年画的代表作之一,原名为《六子争腚》意在争相定购。后因“腚”字欠雅,改为“争头”意为连生贵子,成为历代的畅销品种。十八世纪传到欧洲,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2003年.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活动中,在武强旧城村民居秘藏古版挖掘,抢救活动中,抢救出一块《三鱼争月》古版。冯骥才先生看后在文章中写道:“很像一种符号,甚至像图腾”确实一语中的。经武强年画一代宗师张春峰先生考证,究其渊源,与西安半坡山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图案相对应,其思维方式相同。“这一发现在武强乃至中国民间年画遗存中可谓石破天惊”(张春峰语)。“因为它的画风太古老了”(冯骥才语)。它与武强年画博物馆现存的古代窗花《万事如意》、《福寿绵长》中间的两幅图形,均系一脉相承。其中,《无事如意》中间两幅图形,名曰“盘长”,是从远古时期鱼网纹演变而来古代图腾图案,即现代的“中国结”,至今在国内外非常流行,被中国联通选为联通的标识标志。它无头无尾。无穷无尽的回环,具有生生不息,万事如意吉祥蕴涵。在这个画面的两端是传统的“寿”字图案,与《福寿绵长》中间两个圆形“寿”字图案,都是由相生形的双蛙交媾到抽象的双蛙变体,因为蛙繁殖力强产子多,民间以其为福寿。还有圆形“寿”字两边,相同的两个方形连续的图形,是传统哲学(道学)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维观念的表现。单方为“方胜”,两个为“双方胜”,双方胜套连在一起,又生出一个小方胜。也是生生不息、三生万物的含意。这些古老传统的年画,传递着中华民族古老的信息,负载着历代丰富的文化内涵,都是从炎帝、神农氏图腾微铭流变而来的珍贵图版。所以很多祥瑞文化究其渊源都有其古代图腾文化的元素。如红日、雄鹰是炎帝和其教母的象征,喜鹊是炎帝女儿的形象(人们常用作喜鹊登梅题材年画)。后裔对祖先的纪念,莫过于把祖先的形象代代相传。把民族的图腾微铭、英雄史诗代代相传。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能有其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在武强年画中几乎都可追寻到它们的轨迹,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五、文史价值

    武强年画中有古版年画《盘古至今历代帝王全图》,从标题与画面对照分析。最后一位皇帝造像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其原版应刻制于元代初年,那末的画店、作坊更应早于该雕版产生年代,因此武强年画的产生至迟应在宋末或元代初年。该图从盘古至元,以及后人的不断增补更新,记录了历代皇帝的更替过程,有极强的文史研究价值。尤其是到清末民国初年,年画紧跟时代步伐。创作了很多反映历史   重大事件和新闻时事类的年画。如:《西安府太后放粮》《河间府演大操》、《女学堂演对图》、《新排洋烟阵》、《杠箱官》、《德日两军大战青岛》、《上海器车电船》、《四川真景全图》等。还有反映辛亥革命的《大战滦州》(辛亥起义)、《大战天津》、《大战山海关》、《大战南口》、《上海同盟军新立协约大会》、《上海才女花园》等。记录这民族的忧患,历史的坎坷和御辱图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画卷。唤醒民众以史为鉴,让人们记住“贫穷受气,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

    1937年,日寇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小作坊做大文章,在武强革命老区这片土地上,首先出现了《打日救中国》的抗日门神。接着1938年,冀中军区政治部版画家闫素,来到年画之乡武强,向民间作坊的年画艺人学习绘制、刻印的年画的技艺(见《中国版画史》、《中国年画史》)。经学习他创作了《打日本,打汉奸》的抗日年画,掀开了武强年画参加抗战的新篇章。    1940年闫素赴延安鲁艺进修时,带去了一批武强年画资料、木版。“当时和江丰、古元在同一画室”(闫素语)。对江丰,古元了解武强年画打下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武强年画艺人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利用年画宣传抗日。如他们在保卫家室的“门神”上印上“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相继出版了《保卫边区》的新年画,是我国现存发现的最早的抗战门神画,掀开了中国年画史的新篇章。(见《河北文化志》)。

    1939年冬,晋察冀边区召开文艺干部大会,朱德、陆定一到会讲话。党号召文艺干部“笔杆子要赶上枪杆子”针锋相对地同日本侵略者的“新民文艺”、“兴亚文艺”等殖民文艺,汉奸文艺做斗争。“使武强年画成了宣传抗日,鼓励抗日的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见《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第三章)。

    1944年,“冀中文协年画改造委员会”成立,属冀中十一地委领导,当时有:张仁裕、徐灵、秦北阳、田零等。画家徐灵运用“天官赐福”的形式创作了装饰味强烈的《抗日光荣》、《立功喜报》等新年画。当时通过区、村公所,敲罗打鼓送到军、烈属家中,作为新年礼品,深受解放区军民欢迎。

    1946年,延安“鲁艺”迁往东北办学,途遇战争,碾转来到冀中辛集,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当时该校美术系,集中了我国早期的革命版画家如:江丰、古元、彦涵、莫朴、王朝闻、洪波、邹雅等。他们把辛集只有一县之隔的武强视为民间艺术的圣地。版画泰斗、画家彦涵在回忆中写道:“此时,我们全系师生对有着悠久历史、声誉神州的中国民间美术圣地之一的武强年画,有进一步的了解而心神往之”。(见彦涵《我与武强年画一缘》)。当时他与吴劳、姜燕奉美术系江丰之命,步行到武强深入民间作坊,走访艺人,挑选了绘刻印裱技术拔尖人才20多名。到辛集创建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在武强画店的基础上成立冀中年画研究社,(后改为“石家庄大众美术社”,现在的“河北美术出版社”)一脉相传,包容各方面诸多画家的作品原件,从绘画、刻制、印刷、发行贡献卓著、名扬遐迩”(见《我与武强年画一缘》)。这一时期,这些美术界泰斗级画家,与武强年画艺人结合,配合当时革命战争和各种革命运动,创作了大批革命题材的新年画作品。如:抗日支前、参军参战、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大生产、学文化等。“因为更多地集中了武强年画艺人,加强了创作实力,所以质量更高、出版数量更大”(见邹雅回忆文章)。当时品种之多,印数之大,发行范围之广,时间之快,是新木刻运动以来前所未有的。被周扬誉为“美术运动上的创举”。(见周扬1947年3月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改造民间艺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年画,在1948年以前的5年内,出版400多种。其中:以石家庄大众美术社(原冀中年画研究社)和东北报社规模最大,三年内共印出130种,340万份”。(江丰《解放区的美术工作》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言)。

    经过战火升华的武强年画,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把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融为一体,成为新中国美术的典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党建政和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极为重要文史价值。日本学者川赖千春在论述国、共两党不同的年画政策时写道:“可以说,在识字率很低,普及教育不完全的社会里,以年画的方式推行政策,确实有相当的效果”。(川赖千春《近代中国年画的意义》载《美术史论》1995.3.4合刊)。

    新中国成立后,在武强年画基础上改革的新年画,在北京中山公园进行展览时引起在京名流的重视。徐悲鸿先生看了展览,建议保留、发展。因此,195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由石家庄大众美术社抽调部分武强年画刻印装裱高手赴北京与荣宝斋合并,充实了荣宝斋木刻水印技术力量,促进了荣宝斋木版水印突变。从而由原来只印刷笺谱,发展到印制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不能不说这是个质的飞跃。当时的木刻水印厂,正、副厂长就是武强韩万年、张福旺,同时他们又是刻印骨干。相继又复制了故宫藏画《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珍贵名画,同时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武强籍艺人肖福荣、李长江、吴敏政、郭户海、韩度权、王瑞林等人。木版水印作品酷似原作,起到乱真效果,推动了荣宝斋木刻水印国画、仿古画的发展,使其达到一个新水平,武强艺人的贡献功不可没。

    建国后,武强本地的年画产业更加蓬勃发展,以武强南关为基础,民间作坊公私合营组成“远大画业合作社”,后改为“武强画厂”。在各级政领导下继续年画的生产与销售。在抗美援朝,合作化、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阶段,武强艺人根据时代特点和需要创作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新年画。武强年画历经近千年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支独具风格的奇葩。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重视。1982年成立了“武强年画社”(全国唯一县级出版社),年画产品经新华书店发行全国;1985年经河北省文物局批准建立了全国首家年画专题博物馆“武强年画博物馆”;武强县1994年被命名为“木版年画之乡”;1999年武强年画博物馆被评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国防教育基地”2002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国家AA级旅游景点”(。现升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2003年被文化部评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之一,七个专业试点第一名”。2006年武强年画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强年画在国内外的声誉越来越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来武强年画博物馆参观后,把武强年画称作“东方圣经图解”;丁聪、方成、苗地等著名漫画家参观后,为武强年画博物馆题词“民间美术敦煌”。中国政协常委,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参观后欣然命笔题道“应说年画百家好,自是武强天下雄”。武强年画已经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武强年画的保护,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各界朋友的关心协助下,有武强年画专业人士团结奋战,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和更好的发展。


2016年03月29日

鼻烟壶--集工艺美术之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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